王伟光

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这场伟大革命，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潮流，社会主义中国走在了时代前列，我们党成为时代先锋。

　　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

　　一、我国改革开放有着深厚的国际国内背景，面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困难，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着力回答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一时代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了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这三大问题归结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说到底，事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入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科学地破解了这个课题，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 的问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篇答卷。在新世纪新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是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篇答卷。对三大问题的依次回答，使我们党创造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不间断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产物，又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二、改革开放30年，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带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担负着通过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从困境中走出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重任，而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首要的是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抛弃禁锢头脑的思想束缚，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思想包袱，彻底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深刻的、持续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起到了思想动力的巨大作用，思想解放带动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伟大飞跃。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率先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回答“文化大革命”是否错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否一度走错了，错在哪里，也就是要实现拨乱反正，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第二个问题是回答社会主义建设正确的道路是什么，怎样走出一条新路，也就是实现改革开放的任务，确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标志的，党的十五大把这篇重要讲话概括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第一篇政治宣言书。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多年间，尤其是“十年内乱”期间，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路线和作为这条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思想路线的指导，导致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的长期重大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纠正过去“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但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主张，仍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的积极性。所谓“两个凡是”，实质上就是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所奉行的“左”的理论和路线不变。1976年到1978年，又经过两年的徘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是雪上加霜，处于危机状态。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四小龙”已经腾飞，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最高指示”？如此重大的问题必然要反映到理论上，反映到思想上，并集中通过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问题而反映出来。当时，如果不彻底搞清这个问题，就无法实现思想上的大解放，就无法从思想理论上同“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相决裂。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理论大决战就开始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主张，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被束缚已久的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理论上和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路线。邓小平的第一篇政治宣言书，起到了在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的巨大历史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冲破长期以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枷锁，并为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开辟了道路。正是在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指引下，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党领导全国人民按照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思路和新格局，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农村改革成功启动，对外开放迈出坚实步伐，城市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项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逐步系统化的阶段。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我们党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党的十三大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轮廓，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

　　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是深入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

　　20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国际发生了苏东剧变，列宁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苏联崩溃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暂时失败了，社会主义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时，我们党面临着国际国内复杂严峻的形势，面对着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左”的干扰认为改革开放是错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错误的，应该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老路上去。右的干扰则鼓吹完全“西化”，完全私有化，完全资本主义化，要求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向何处去？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有死路一条。谁要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走下去。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经过邓小平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它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历史关头的第二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宣言书。南方谈话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

　　南方谈话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高度总结，是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发展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南方谈话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期困扰人们的根本性问题，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如果说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起到了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航道的重要历史作用，那么南方谈话则起到了全面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和实践，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走下去，开拓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局面，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高潮的伟大历史作用。党的十四大对南方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和伟大现实意义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方谈话朴实无华，道理深刻，既对前十年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作了肯定和总结，又对开辟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南方谈话所具有的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南方谈话提出了判断“姓‘社’姓‘资’”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说到底，就是生产力标准，正是生产力标准的讨论掀起了进一步的思想解放。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键和基础是发展生产力，在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中，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深化和具体化。实践标准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恢复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生产力标准主要是针对